建築界不常有人深入談論「建築師之死」。1667年，巴洛克建築大師 Francesco Borromini 選擇自殺（有另一說）；歷史紀錄說他患了憂鬱症，並被懷疑是因為他和Bernini在建築競賽中，引發了長期被比下的焦慮，所以以自殺來了結這痛苦。在電影《Intersection》中，成功的建築師Vincent Eastman因車禍而死；而這死亡似乎暗示他在選擇兩種美的啟發中，無法協調下之後的悲劇命運。在《建築師之腹》中，建築師Kracklite 的死，乃在於他來到羅馬後，感受到建築師追求永恆的失落，因而選擇死亡來追求超脫。建築師的命運常被他自己的作品在歷史中的角色所定位；他們常焦慮於他們作品的歷史角色，焦慮於作品的永恆性以及美的判斷，而非他們只是關注職業生涯成功與否的「世俗」價值觀。

我理解的Zaha倒不是她蓋出多少棟驚人的建築，或是她那曲面的造型中獲取感官經驗的成就，而更是做為一位偉大建築師，在面對訕笑、譏諷，以及攻擊時，堅毅下去的角色。歷史的註解，不論在書籍、檔案或網路資料庫中，建築終究還是唯一一個屹立、能以重量對抗時間的物體；對於那一些投擲過超乎常人心力追求歷史重量的建築師們，我能說的是：辛苦你們了；是的！我看見永恆了。

由廖偉立設計在今年三月甫剛開幕的毓繡美術館，或許正是說出何謂「建築師以及他的作品」之間關係的好案例。廖建築師對這建築的真心無與倫比；花費五年以及往返基地三百多次的觀察、描繪、會議、施工檢視等等，這歷程早已數倍超乎於建造一座國家級紀念及建築的心力。廖偉立的美麗觀點，一部分來自於土地的熱情，另一部分則是追求看待自己作品的獨特承諾。他和「清水工坊」以及其他台灣一流施工支援團隊（如德豐木業），並肩塑造了一個優秀的「台灣隊」，並讓圖紙的勾勒能成為真實的作品。當大家看到台灣建築設計現代化路程中已由篳路藍縷開拓者（約出生在1930─1950年代間）的被肯定，逐步移往下一個以及下下個十年的中生代建築師們時，廖偉立是一位絕對重要的角色。他對於建築的專注及熱情，承諾了他對於自己角色的價值；他隨時都不斷的學習、反省、精進，都是在書寫他之於台灣建築文化的一份重要檔案。

「住宅」還是本期《ta》另一個可以看到的內容。中低密度住宅常被認為具有一種較高密度住宅更具創意機會的設計內容。對於私密性、舒服意義的詮釋，對於設備（常和新科技有關）的應用、以及公共性介面的處理，成為許多中密度住宅設計關注的焦點。我個人閱讀許多台灣建築師在這一部分的努力，的確常受限於市場集體想像的框體，難以掙脫。這種被開發需要所圈限的需要，實際上應該被認為不是建築師的牢籠，而是挑戰。我聽到了許多建築師的抱怨、但也看到了許多建築師突破極限的努力；我想表達的仍然是：請大家還是繼續努力下去；想像那些未來入住者幸福的微笑，建築師的成就就是來自於這裡吧！

住宅的議題，是一個由設計議論到政治、社會學都關注的焦點。鮑振文有關英國住宅設計準則的議題與何震寰文學性地談他對於台灣住宅的觀點，代表兩個地點策略及議題的居住觀點；但他們都卻殊途同歸的論述了人類生活狀態下的可存在性和可居住性之間的聯繫性。

《ta》上一期（四月，2016）有關「第五屆台灣住宅建築獎」的遴選，得到的迴響還蠻具正面性；一位開發商曾這麼說：「我也想試試看，看看下一個作品能否也有一些『突破』，也希望能有機會參加下一屆住宅獎的徵選。」我不清楚，他看到的「突破」包含哪些內容，但他必定看到了，他過去未曾經歷過的住宅空間，在台灣的某一個角落出現了。是的！還是讓我們建築從業者都一起努力吧！！ 住宅和家的議題是一個與無止境的探索，它似乎永遠有極限，但也在極限中，它持續突破。